⊙张黎

　　敌人之所以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想钱，从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钱。（当时）政府部门及国营大企业的领导人，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土包子。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土得掉渣，但不爱钱，不想钱，不要钱。
　　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辈子不知理财为何物。并非我笨，实在是我的经历使然。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我生长在贫瘠闭塞的农村，难得有钱，也极少用钱。过日子所需的衣食用具都是自家产的，甚至敲石取火，连火柴也不买。敲石能取火，你信不？山东农村，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这绝活。难得有钱、用钱，自然也就无财可理了。

　　敌人想钱，我们不想钱，我们胜了

　　青少年时期我当了八路。其实就是一帮被鬼子的烧杀抢掠“逼上梁山”，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用 “小米加步枪”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有着飞机大炮的中外敌人拼杀，看起来很像是“鸡蛋撞石头”，但鸡蛋最终却撞碎了石头——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后来的美国佬，都被我们这“鸡蛋”撞得头破血流，你说怪不怪？

　　我想，其中奥妙和“钱”有关：敌人想钱，抢财物，甚至为此杀人放火；而我们不想钱，还专打那些想钱而残害老百姓的鬼子、国民党，老百姓当然支持我们。于是，老百姓的眼睛成了我们的眼睛，老百姓的耳朵成了我们的耳朵。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敌人是瞎子、聋子，能不败吗？

　　老百姓拼着性命支持我们掩护我们，多少战友视死如归，无数悲壮惨烈的往事像溅着火花的烙铁，在我的头脑里烙上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不能想钱，想钱的都是汉奸王八蛋！

　　我第一次听到“股份公司”、“股票”这些词，是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老总（陈毅）在丹阳给我们即将进入上海的同志做报告。他批评一个同志，以1941年入伍为理由，写报告给上级，抱怨给他的职务太低（当时接收上海有军代表和联络员两级职务，他是联络员）。陈老总激愤地说：“共产党不是股份公司，你1941年的‘股票’算啥子！井冈山的骡子现在还驮炮呢！”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股份公司”、“股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抱怨职务低”本来是件小事，遭陈老总如此斥责，是因为他“撞在枪口上”了。陈老总是传达刚开过不久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决议“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入城市”；而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地方，最容易感染享乐思想，据说李自成、洪秀全都是这么失败的。二中全会特别强调要防止党内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情绪的滋长；以资格老为理由抱怨职务低，就成了以功臣自居的典型！

　　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其实就是要我们继续保持不爱钱的观念，因为爱钱就是为了享受。陈老总列举了上海滩纸醉金迷的腐朽享乐生活之后说：“上海有七百万人口，而我们进入上海的同志与之相比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我们是处在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究竟是我们改造上海，还是被上海的资产阶级改造，同志们可要警惕呀！”所以，在进入上海之前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我们不爱钱的思想来改造上海资产阶级爱钱、讲钱的观念”。

　　用“不爱钱”的思想改造大上海

　　说也奇怪，当我们这些土包子涌进城后，上海发生了巨变：地痞流氓、贩毒吸毒、卖淫嫖娼、抢劫盗窃等等一切坏人坏事，都闻风丧胆，消失殆尽；连历届政府都怕他三分的帮会头子黄金荣，也吓得忙不迭地认罪，拿着扫把扫街，以示他要弃恶从善。

　　他们之所以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想钱，从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钱。（当时）政府部门包括改称公安局的原警察局以及国营大企业的领导人，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土包子。上海周边的县，也是由我的家乡——胶东老根据地搭配的领导班子，如奉贤县的领导干部是来自蓬莱县，青浦是来自黄县，昆山来自海阳县……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土得掉渣，但不爱钱，不想钱，不要钱。

　　一个在火车站控制三百多个小偷的帮会头子，被捕后告诉我（那时我是铁路公安，见下图），他和国民党的警察“都是好朋友”，意思是也要和我交朋友。他拍着胸脯说：“你把兄弟我（其实他年龄比我大一倍）放了，钞票、金条尽你要，今后你们在火车站丢了东西找我！”他的话使我明白：国民党警察爱钱，所以官匪勾结，难怪小偷横行肆无忌惮！

　　我们的“不想钱”和三年前从鬼子手里接收上海的国民党官员大量搜刮形成了鲜明对照。上海人民因而对我们十分好感，使我们耳聪目明，坏人坏事无处遁形。50年代的上海，居民夏天怕热，开着门睡觉，真个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更使我相信：不想钱的思想不仅能打败敌人，也能治理好大上海。

　　可现在竟有人说，我们这些土八路进了上海都被资产阶级生活所征服，如香港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传奇》（作者施为鉴），该书41页有这么一段话：“事实上，从北方农村（主要来自山东）进了上海的共产党干部，无不被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奢靡所征服”。

　　撇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告诫不谈，其实来自穷乡僻壤的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上海的繁华和奢靡。我们向往的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好的享受莫过于“吃饺子”，以为“蒋介石天天吃饺子”。对上海人的打扮也看不顺眼，还编了顺口溜嘲讽穿短袖衫长丝袜、烫发抹口红的妇女：“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绵羊尾巴猴屁股嘴”。对上海的的繁华和奢靡我们不是羡慕，而是反感甚至敌视，认为“这是剥削阶级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一定要改造”。

　　虽说我们不是决策的高干，但能摇旗呐喊，影响决策。也许决策的高干也和我们想法差不离吧，这不，上级出台的决策都很符合我们的想法，如当时提出“要把消费的上海改造成生产的上海”，于是，“跑马厅”成了“人民广场”，“逸园跑狗场”成了“文化广场”，夜总会、舞厅之类或改头换面或销声匿迹；股票、证券大楼的取消，还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我认为那是“破获了一个洋式赌博大集团”。更重要的改造是：把资本家的工厂、商店全归公，把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社会风尚大变，人们五彩缤纷的穿着，变成“蓝色的海洋”；秧歌舞、腰鼓舞取代了交际舞；软绵绵的流行歌曲也被激昂粗犷的《翻身道情》、《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所取代。人们的观念不同了：穷人光荣，苦大仇深最好，富人都是吸血鬼……在我看来，“不爱钱、不讲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终于改造了上海，而没有被上海所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