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总是显得“宽宏大量”。短短的几年时间，几乎人人都不再觉得“市场经济”是什么新鲜东西了。我们的文化在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时，却总是“步履蹒跚”，否则当人们面对艺术演出等诸多艺术活动时，就不会总出现许多怪异现象。不用经济眼光来衡量艺术的价值，有历史的原因，有现实原因，更有理论原因。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就觉得“艺术”与“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之前或之后一旦冠以“经济”便成了天方夜谭。这正是本文何以要为顾兆贵先生的《艺术经济学导论》鼓和呼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用经济学的有关原理与分析方法来研究艺术活动，不是我们的发明。国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有关于艺术经济学的著作出现，如《The Economics of Arts》(1976)，《The Economics of Performing Arts》(1979)。在这个领域，我们至少已经落后了30年。我国学者最早提出要建立艺术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此后虽发表了数篇关于艺术经济学的文章，但遗憾的是，直到21世纪初，冠名“艺术经济”的论文也不过十余篇，而真正探讨艺术经济学的文章只有几篇。可时间却整整过去了20年。我国对艺术经济学的研究显然是很不充分的。

　　可是，我国艺术发展的现实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诸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生产如何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艺术市场如何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发展，文化产业如何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而发展等等，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艺术经济学”的学科来加以系统的研究。

　　当《艺术经济学导论》一书摆在我的书桌上之时，我眼前突然一亮，内心随之大喜。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探索性极强的好选题。半个月后，当我完整拜读全书之后，我坚信，作为一家之言，尽管它可能还会有不很成熟之处，尽管它可能也会引起理论界的商榷之声，但冠名“艺术经济学”的专著在我国毕竟是第一部，而且它还首次在我国建构了艺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任何“第一”来说，不仅有着筚路蓝缕之功，更有自不待言的价值和意义，否则，鲁迅先生怎么可能会盛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中国的艺术经济学界研究，既然已经有了顾兆贵先生这个框架，难道离建造艺术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还会太远吗？

　　国外在研究艺术经济学时，涉及到艺术活动的经济性、艺术行业的结构、艺术活动的需求和收入、艺术活动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艺术赞助的经济原因，等等。《艺术经济学导论》借鉴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述了艺术经济研究对象、艺术生产目的、艺术生产要素、艺术经济关系、艺术创作和生产、艺术产品、艺术市场、艺术消费、艺术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等。显然，其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都是具有相当系统性的，这对于学术界进一步确定艺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逐步形成艺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无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个系统似乎更“中国”，更适合我国艺术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书中所涉及的艺术创作生产、艺术产业形成、艺术市场流通、艺术消费需求、艺术活动调控等等内容，是符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的，它对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有关艺术体制改革，乃至正在全面进行的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文章写到这儿，对我国艺术经济学的研究，我仍然有喜有忧。喜的是，近年来，随着研究文化经济，包括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学者日益增多，学术成果也日渐增多，有关著作也相继面世。它兆示着艺术经济学研究的光明前途。忧的是，这毕竟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新学科，对任何一个试图涉足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讲，都有着较为苛刻的先决条件：既要懂经济学，又要懂艺术学。而在这个领域，像顾兆贵先生这样，既有深厚的经济学背景，又长期研究艺术学的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中国艺术经济学研究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光明网）